济南遥墙机场：他们为民航春运默默坚守

托克维尔观察美国第一批现代政党的出现时，总的评价为：政党是自由政府生来就有的恶。

[3] 前引②，第167—176 页。[69]此后，在20 世纪80 年代我国法理学界引入范式理论分析方法，相应地将范式一词解释为： ‘范式是包括规律、理论、标准、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世界观，它决定着某一时期的科学家观察世界、研究世界的方式。

曾任中国东欧中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法学会比较法学研究会会长。第三，法制一词有四方面的含义，即是指国家的立法活动过程。由此可见，作为宪法学的学科体系安排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出发点和目的追求进行设计，没有考虑法学学科的属性，不是从宪法现象和宪法范畴入手进行研究。[59]董成美先生也提到： 这一阶段主要是学习苏联，以苏联国家法的教材为主，请苏联专家讲课。但它不是法的普通部门，而是国家的根本法，在法的体系中处于首要地位，是法的主导部门。

[24]孙国华: 《谈谈守法》，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 年版，载《法理求索》( 论文集) ，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年版，第35 页。第二，法制的本质或者说基本内涵就是保证严格执行法律，其中也隐含着法制所具有的树立法律权威的要素。[32]比如说俞江等三博士就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等五位学者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城市房屋拆迁条例》发起违宪审查，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启动审查程序。

[8]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拟用规范分析的手法，考察现行宪法实施的结构形态，再从比较宪法的角度，将现行宪法的实施方式进行历史类型学意义上的比较考察，从而为审视我国现行宪法的实施形态提供一种立体的图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其深远的成因，并寻求其有效的出路。当然，从终极意义而言，我国现行宪法之所以形成了上述的实施形态，其根源未必在于转型期宪法这一属性本身，毋宁在于其原本所具有的规范属性，只是作为转型期宪法，我国现行宪法无法完全克服这种规范属性所必然伴生的内在局限。参见狄骥：《宪法学教程》，王文利等译，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190页，第199页，第206-210页，第229-233页。参见陈端洪：论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与高级法，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其，第485-511页;强世功：宪法司法化的悖论——兼论法学家在推动宪政中的困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8-28页。

[18] 与上述第一类规范论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论不同，第二类是事实论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论。有鉴于此，晚近又出现一种由部分年轻学人提出的第三种看法，认为如果能够在普通司法审判中确立合宪性解释的机制，则既可实现宪法对一般部门法适用的规范作用，又可避开了所谓 法院不得行使宪法解释权的禁区，为此可作为推动宪法实施的一条通幽曲径。

最后的部分是宪法第四章国旗、国歌、国徽、首都部分，共3个条文(第136-138条)。长期以来，这部宪法一方面置身于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之中，通过四度的部分修改不断顺时而动，屹立不倒，另一方面则又一向以静制动，神奇地安身于上述的那种宪法的凡庸时期，以致学界对其实施绩效的评价颇为消极，乃至由此导致宪法虚无主义的泛现。无需多言，这是宪法文本中得到最全面、也是最切实施行的部分。[23] 近代德国宪法的情况亦大致相同。

[36] 由上观之，我国现行的宪法实施监督制度虽然也被学者们策略性地称为违宪审查制度，但该制度并不具有典型性，更由于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为此并不足以充分保障宪法的实施。五、代结语：针对当下的提议 当然，以上的判断，非谓从今开始我们即可安下心来，袖手坐等转型期宪法的彻底转型，最终乐享其成。执政党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参见席涛：《立法评估:评估什么和如何评估(上)——以中国立法评估为例》，载《政法论坛》2012年第5期，第59-75页。

[10]关于法律实效性的判断标准是一个颇为困难的话题，尽管近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讨论，但仍莫衷一是。[2] 在这一点上，作为最高规范的宪法也概莫能外。

[30]参见张鹏：《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审查研究》，2014年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博士论文，2014年3月送审稿，第24页。另一方面，目前，大规模立法时代已告完成，2011年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意味着自此之后，中国法律的实务和学术不仅将进入了一个法律解释的时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将进入了一种法律评价的时代，即需要建立健全一种制度，由特定的有权主体对普通法律，尤其是那些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本身是否具有合法性(含合宪性)与合理性进行具体的评价，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回应社会各方面的理性诉求，促成国家治理的法治化[50]。

[51] 然而，如前所述，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原因，上述各种制度性条件并未被有效整合，以致全国人大常委会迄今从未接受过法院的审查请求。参见林来梵：宪法的日偏食结构，同氏《文人法学》所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页。作为一部转型期宪法，中国现行宪法是中国立宪史上迄今为止最具稳定性、也最富有成就的一部宪法典，但其同样尚未跳出上述的中国式宪法实施周期律。更值得注意的是，宪法条款是否得到有效实施可能与一般的法律实效性判断标准还有所不同，对于后者而言，某个具体的规范是否被整个社会加以遵从构成了判断法律实效的标准，但对于宪法而言，其往往也可能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加以实现，那么这些实现宪法的立法自身的实效性是否影响宪法条文本身的实效性则是一个尚待探究的话题。而现行宪法文本之所以没有得到全面有效的实施，其部分原因正在于这种隐形宪法本身的实效运行，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层面上或替代、或弥补、或抑制了显形宪法的一部分功能，从而形成了笔者曾经所描述的宪法的日偏食结构。基于这种规范属性，在新政权甫告成立之时，或在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重大变革发生之际，宪法的功能即会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宪法文本中的国家总体秩序纲领、国家组织规范部分的重要性即会得到彰显，为此也得到大力的宣明或实行，而根据前述的中国式宪法实施周期律，在这些宪法时刻过去之后，平心而论，宪法虽然未必不被认真对待，但总是悄然淡出了政治生活的中心，用一个比喻而言，它就真的就像一份重要证书所可能获得的待遇那样，被谨慎地装裱起来，悬挂在墙上，几乎成为一种象征性的镇国之法宝。

[24] 正因如此，直至魏玛宪法为止，德国历史上的历部宪法虽然也规定了基本权利，但对其普遍采取法律保留的方式，即同样交由议会的普通法律去加以具体化。参见张莉：《当代法国公法——制度、学说与判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页。

这种实施形态，首先可以从上述这些条款在整个宪法文本中的规范分布结构中分析出来。当然，由于宪法规范本身也具有不同的类型，为此作为其判断标准的具体内容亦应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对于宪法中的那些宣言性、政策性或纲领性的条款(如宪法序言和总纲部分)，因其本身具有原则性和指导性，为此可采用相对宽松的判断标准，只要其得到一定程度的现实化，或曰只要其与政治现实或社会事实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即可将其排除在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之外;而对于那些规范性程度较高的宪法条款，则因其具有较高的规范拘束力，而采用相对较为严格的判断标准，其中，由于在当今中国，基本权利条款一旦没有在法律上得到具体化固然难以获得实效性，但纵然有法律予以具体化也可能受到法律过当的限制，为此该部分的宪法条款应基于无救济即无权利的传统原理，即以其在实定法制度上是否存在有实效性的救济途径作为判断标准，而其他有关宪法规范，则主要视其是否通过普通立法得到具体化、又或通过其他途径得到了可辨析的现实化作为具体的判断标准。

但宪法转型已然发生，从现下即开始着手健全违宪审查制度，至少在现有制度框架内部整合出一种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不仅至为切要，亦大可裨益于宪法转型。从二者关系上来看，前者即是后者的结果，后者才是前者的成因。

[48]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当转型期宪法完成其转型之后，过程论意义上的宪法实施究竟将可能采取何种形态呢?对此，笔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已初步具备了违宪审查制度的基础，虽然如前所述，这一制度在当下尚不拥有充分的实效性，但完全可以通过加以必要的改善，逐步将其提升为一种具有实效性的违宪审查制度，以发挥监督和保障宪法实施的功能。[21] 第三种观点是晚近所出现的一种新的观点，其提出了宪法实施模式这一概念，认为：我国宪法的实施模式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违宪审查并非其实施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司法机关不能根据宪法直接审查立法的合宪性，而作为有权机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没有做出过宪法解释或宪法判断;而从比较法角度看，中国宪法更像一个政治纲领式的宣言，更多依靠政治化方式实施，体现为执政党主导的政治动员模式;只是伴随着法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宪法的实施有可能逐渐过渡到政治化实施与法律化实施并存的双轨制格局。有鉴于此，如何在当下这一由执政党所推动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时期中把握机遇，努力探索并落实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49]的改革方案，确实是目前我国宪法实践的要务之一。[24]参见施托莱斯：《德国公法史》，雷勇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99页。

上述的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如可得以激活，可成为推动宪法有效实施方面上的一项最低限度的改革举措。尽管法律的合宪性是立法机关的自我审查加以实现的，但立法机关仍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尽力在字面上与精神上符合宪法的要求。

[31] 更有进者，从未有正式的信息显示，公民审查建议被正式纳入审查程序，或得到有效处理或答复。为此，我们完全可以将某个宪法条款是否具有实效性作为判断其是否属于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的统一标准。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现实中，司法机关对宪法实施一般也是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尤其是自宪法司法化遭受挫败之后，其对宪法规范的适用或宪法问题的判断几乎避之唯恐不及，对司法违宪审查更是视之为畏途。而从比较法上各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来看，其中最具有实效性的法律评价制度，无非就是违宪审查制度。

[31]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字。另参见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38]在控制行政权力方面，无论是近代的法国行政法还是德国行政法都区分了一般法律与行政法规，尽管一般立法不能被审查，但是行政法规却在法院的审查范围之内。囿于文章的篇幅，本文也不可能胜任这一盛举，但仍想通过对宪法文本中各条款之实效性的考察，检索出那些有待得到有效实施的宪法条款，并通过审察它们在宪法文本中的分布情况以及它们在总体上与宪法规范中的价值秩序之间的关系，来概括性地把握宪法实施的结构形态。

第一类是规范论意义上的宪法实施论，其主要又有两种观点。至于如何将宪法条款适用于个案，迄今学界又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看法。

换言之，在转型期宪法完成其转型之前，全面有效实施宪法是不可能实现的。举其荦荦大端者，主要有以下两类。

这就是笔者前面所说的合宪性审查优先移送机制。此外，无疑还存在一种动态的、作为过程意义上的宪法实施形态，这就是通常所理解的宪法实施的方式或路径。